景观名楼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，楼阁建设的初旨，无外乎见证历史事件，弘扬盛世政绩，或镇妖伏魔、供神奉佛等。传统建筑以砖木为主，难以维系千年，随着历史时光淘洗，大多数楼阁都失落于历史尘埃中，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屹立不倒，历代重建的楼阁屈指可数，其中又以湖北武汉黄鹤楼、湖南岳阳岳阳楼、江西南昌滕王阁最为出名，并称“中国三大名楼”。三大名楼之所以传世永续，都是因为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做支撑。黄鹤楼因崔颢的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一诗成就名楼地位。岳阳楼有范仲淹作《岳阳楼记》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令人侧目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滕王阁，以王勃一篇《滕王阁序》获得二十九次重建。
桂林逍遥楼，始建于唐初，历代均有重建。即便在坍塌后仅存废墟的年代，仍不断有人前来寻访凭吊，皆因楷体书圣颜真卿题写楼名而名扬天下。
然而，现存唐代“逍遥楼”(重刻)碑的背面，刻有宋代《湘南楼记》全文，导致后世在解读古迹时产生严重分歧，一个谜团困扰千年——逍遥楼与湘南楼，究竟是一楼两名还是双楼并列?
逍遥楼的兴建
唐武德四年(621)，岭南道抚慰大使兼桂州总管李靖主持扩建桂林城垣;唐景云二年(711)，诗人宋之问被贬桂州，作有《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》及《登逍遥楼》两首诗歌传世。由此可知桂林子城东墙兴建了景观阁楼“逍遥楼”，逍遥楼建设时间在公元621—711年之间;大历丁巳(777)，颜真卿题“逍遥楼”榜书落户桂林，引发后世千年各地文人对桂林逍遥楼的向往。
唐光化二年(899)莫休符在《桂林风土记》记载：“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，此上抵伏波山。缘江南下，抵子城逍遥楼，周回六七里。”首次详细记录逍遥楼相对准确的位置，在今桂林市区滨江路北段解放桥与伏波山之间。
宋代，逍遥楼依旧巍峨于原址，太宗太平兴国年间(976—983)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逍遥楼，在州城东角上。”
宋咸淳六年(1270)静江府城建设完工之后，经略使胡颖将竣工图刻于鹦鹉山南麓山崖，即《静江府城池图》，逍遥楼形象被描绘在城图上，位于东江门与行春门之间城垣马面上。
核心提示：唐代桂林城池东墙曾有景观名楼“逍遥楼”及“湘南楼”，千年来历经重修，始终是文人骚客题咏的对象，是桂林古城文明的象征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明代以来，关于唐代逍遥楼与宋代湘南楼的并列关系，在史料中被长期误读为因袭关系。……
湘南楼与东楼
宋崇宁元年(1102)桂州经略安抚使程节在桂州城垣东门上建“湘南楼”，李彦弼作《湘南楼记》记载了修楼经过，明确指出：“阅岁滋久，城东之门，柱欹缀颓，栋桷腐挠，卑陬褊迫，甚非所以为边庭壮观也，公迺因旧基而鼎新之。……下拔峻墉上耸丽譙……昔之赋客诗人咸指桂林为湘水之南，尝试以湘南命焉。”“城东之门”，应当是唐武德四年(621)李靖修建之桂林子城的东江门，当年东江门上曾有城楼名为“东楼”。唐代于邵作有《宴东楼序》。
南宋乾道九年至十一年(1173—1175)，范成大出任广西经略使，作有《逍遥楼席上赠张邦达教授》，称“浮生聚散如风雨，同倚东楼岂偶然”，指出逍遥楼与东楼的并列关系。同时，他还另著有《桂林中秋赋》，描述了他登上湘南楼的感受：“乾道癸巳(1173)中秋，湘南楼月色甚佳，病起不觞客，又祈雨，蔬食清坐……登湘南以独夜兮，挹訾洲之横烟……”从观景方位看，湘南楼更贴近訾家洲。
南宋宝祐六年(1258)广南制置使李曾伯，修筑静江府城池，工程重点是修筑城墙和壕河，此时据北宋崇宁元年(1102)湘南楼始建已过去一个半世纪。李曾伯因“东城湘南楼韧于崇宁之壬午，迨今百五十有八，禩中间支倾補坏，历时厥栋桡廩，廩将覆压……”于是启动了重建工程，竣工后，作《重建湘南楼记》，文中强调，重建湘南楼的理由有两个：一是自宋崇宁元年(1102)湘南楼重建以来，木质建筑架构已经崩塌，二是“静江军楼前经帅增高倍壮，而湘南对峙，颓阘弗称瞻望系焉?不容置而弗为。”——与湘南楼对峙的“静江军楼”经过前任经略使重修，体量已“增高倍壮”，按《静江府城池图》标示，东江门西向直线正对者夹城内墙一座门楼，城图标注为“静江军”。“东江门”与“静江军”建筑恰好东西对峙。“东江门”上城楼虽没标注名称，但与《重建湘南楼记》描述的湘南楼位置完全一致。
方信孺留下悬念
除《重建湘南楼记》外，李曾伯还有《湘南楼落成和林书记韵》《登湘南楼和方孚若韵》《登逍遥楼和方孚若韵》等诗传世。
方孚若，南宋名臣方信孺(1177-1223)的表字。方为官“治盗有异绩，以口舌折强敌”著称，曾在桂林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。擅长书法诗词。在桂林留下不少摩崖石刻作品，据统计方信孺在桂林留存石刻24件，号称桂林石刻第一人，他钟情于桂林山水，为传承发展桂林历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。
方信孺于“宋嘉定六年(1213)任职桂林，在桂六年”，比李曾伯早到桂林45年。方信孺在桂林留下不少诗文，遗憾的是，他题湘南楼的原诗已经轶失，给历史留下一个重重的悬念。
以上可见，在南宋85年间，因范成大、方信孺、李曾伯等人都既作有逍遥楼诗又同时作有湘南楼诗造成的谜团，是否表明了当时两楼俱在?抑或是一楼两名?下文我们还会谈到清嘉庆七年(1802)的《临桂县志》亦据此置疑。
误会的产生
明万历十五至十六年(1587—1588)间，邑人张鸣凤奉时任两广总督刘继文旨意编撰《桂故》一卷，记载宋及宋之前发生在桂林的先政先贤事迹和摩崖诗文游客题名。书中阐述了逍遥楼与湘南楼的关系：“程邻字钦之，鄱阳人也，父节绍圣间帅桂，缮修逍遥楼，更名曰湘南。”误会湘南楼是由逍遥楼更名而来。加之李彦弼作《湘南楼记》全文阴刻于现存“逍遥楼”碑背面。以至于清代各版《广西通志》《临桂县志》、史料笔记，均沿袭此误读。如清人《漓江杂记》：“逍遥楼在桂林府东城上，下枕漓水，面挹尧山。大历丁巳，颜真卿题曰逍遥楼。宋绍圣间，程节改名曰湘南。”
清嘉庆七年(1802)的《临桂县志》有同时收录逍遥楼、湘南楼两条目，并提出质疑：“案二楼俱在东城，李记并未明言系逍遥楼改建湘南，既建于崇宁，而范成大尚有‘逍遥楼’诗。疑非一地。惟《湘南楼记》刻于逍遥楼碑之阳，然亦不辨颜碑(指颜真卿‘逍遥楼’三字碑)刻于何时。今姑从金通志而少别之。”
1979年，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《桂林石刻》载李彦弼《湘南楼记》全文，文后说明道：“石刻于《逍遥楼》碑阴。高六尺，真书径八分。崇宁元年壬午，公元一一○二年。”同样“亦不辨碑刻于何时”。且与县志“刻于逍遥楼碑之阳”之说相左，另据同一本《桂林石刻》载《颜真卿榜书》条称：“碑原在行春门城上逍遥楼中，高六尺五寸，宽三尺，真书径一尺八寸五分……抗日战争期间迁至普陀山前，后碑面被铲，1972年据旧拓重刊。”而现存《湘南楼记》碑未说明是重刻还是原件，于是乎留下一桩悬案。
2013年，秦冬发在《桂林日报》发表《“逍遥楼”与“湘南楼”释疑》一文，结合樊平的文章《从诗文视角辨析古桂林之“逍遥楼”与“湘南楼”》，对“湘南楼即是逍遥楼”一说提出质疑，文章依据古代文人留下的史志、游记、诗词，运用逻辑分析，抽丝剥茧，得出了两楼为并列关系而非因袭关系的结论，虽推断合理，却苦于没有直接证据。
事实上，历史上逍遥楼、湘南楼几经兴废，曾留有目击证明，足以证明“湘南楼即是逍遥楼”属谬误。
